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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运人责任险的保险索赔案代理词——第三者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

    发布时间: 2011-3-21 12:33:28 被阅览数: 4501 次 来源: 有法网

    承运人责任险的保险索赔案代理词——第三者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 

                             代 理 词

    尊敬的审判员、书记员:

    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原告委托,指派我作为原告在其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一案的代理人。现依据本案事实及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关于保险责任以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的理解和适用。

    (一)《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条款第三条规定:“在保险期内,旅客在乘坐被保险人提供的交通工具的途中(包括上下车过程中及旅客休息期间)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明细表第五条约定:“保险合同有效期为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补充协议》第一条第(一)项约定:“保险人同意扩展承保旅客在上、下车过程中及旅途休息期间、途中抛锚维修、途中事故处理等发生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补充协议》第一条第(二)项2目的约定:“驾驶员、跟车售票员、跟车服务员、跟车导游等被保险人的雇员、代理人等保险责任、保额、保费同旅客一致。”

    根据上述约定,可知本案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期间为:在乘坐被保险人提供的交通工具的途中、在上、下车过程中及旅途休息期间、途中抛锚维修、途中事故处理等;责任保险人员范围为:旅客、驾驶员、跟车售票员、跟车服务员、跟车导游等被保险人的雇员、代理人等。保险条款并未对事发原因进行限定,按照上述约定,只要保险人员在上述空间和区域内发生人身伤亡,均属于保险事故,应由保险公司进行保险理赔。本案驾驶员王明在保险期间被劫杀死于被保险车辆内,完全符合保险理赔条件,应得到保险人的保险赔偿。

    (二)本案承运人旅客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不以过错为前提,这里指的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应是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对于旅客造成的损害,承运人基于与旅客的客运合同关系依法应当承担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承运人之于旅客承担的是严格责任,只要旅客在乘坐客车期间造成损害,承运人都应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也应承担保险责任。对于驾驶员造成的损害,承运人对其应承担经营者责任,承担车辆营运过程中发生事故等造成损失的营运风险,这种责任也应是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补充协议》中特别指出:“驾驶员、跟车售票员、跟车服务员、跟车导游等被保险人的雇员、代理人等保险责任、保额、保费同旅客一致。

    可见保险人对于旅客的保险责任与保险人对于驾驶员的保险责任是一致的。

    (三)如果将以被保险人存在具体的过错为前提,那么出租车驾驶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到赔偿。因为被保险人不是实际开车人,实际开车的是驾驶员,驾驶员开着车跟别的车撞了或者驾着车跟栏杆撞了,被告都会说:这是你驾驶员的责任,被保险人没有责任,是因为你驾驶员没开好车造成的,没有打转向灯或者没有及时转弯、没有减速造成等等,然后被告还拿出承包经营协议振振有词说:何况合同约定伤亡病残等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自负。按照被告的逻辑,驾驶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到赔偿,因为被告排除了任何被保险的风险的可能。而任何保险都与一定的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保险是为了出现保险风险时使得损害人得到救济和赔偿,没有风险就没有保险,被告的说辞与基本保险理论是冲突的、矛盾的。即使以被保险人存在过错为前提,也应该在出现在保险期间和保险车辆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应推定出租车应当具有过错。

    (四)退一步来讲,在本案中,出租车公司并非没有过错。根据省局《关于加强GPS卫星定位系统和汽车行驶记录仪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贯彻实施全省营运客车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营运客车应装置GPS卫星定位系统和汽车行驶记录仪。而本案中出租车公司并未安装GPS卫星定位系统。结合本案,王明是因失血性休克而死,并非当场死亡,王明被捅之后也发动车辆开出一段距离,如果车辆安装了GPS卫星定位系统,王明可以进行报警而得到及时救助。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出租车内也并未安装隔离玻璃以隔断乘客区与驾驶区,从而保障驾驶员的安全,正是由于出租公司没有安装隔离玻璃和GPS卫星定位系统而导致本案王明被严重捅伤以及失血性休克而死。因此出租公司并未尽到经营者义务,应当承担责任,被告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五)被告与出租公司签署的《赔付协议书》中明确表述:保险人根据承保的保险标的/被保险人于2010年7月1日在玉环发生保险事故。被告在赔付协议书中明确将本案事故界定为保险事故,既然保险人对本案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没有任何异议,那么被告就应依法进行保险理赔。

    (六)保险人不因被保险人与损害人之间的责任免除约定而受益,即保险人不得以被保险人与损害人之间存在责任免除约定而免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任何保险都与一定的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保险是为了出现保险风险时使得损害人得到救济和赔偿,没有风险就没有保险。一种保险设定后,保险的范围和保险责任都是一定的,被保险的范围和保险责任不随着被保险人与损害人有无约定和约定的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否则不同的被保险人承保同一种责任保险,驾驶员出现同一种损害,将出现有些赔有些拒赔的截然不同的结果,而对此进行区别的理由却是:前者损害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没有免责约定,后者损害人与被保险人之间进行了免责约定。

    上述进行区别的理由的不合理之处很容易得到阐明:基于合同的相对性:保险人不因损害人与被保险人的约定受到损害或受益。首先保险人不因损害人与被保险人的责任加重和扩大约定而受损,但如果按照被告“由于被保险人与损害人存在免责约定,因此被保险人不承担责任,再推出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观点,那么试问:如果被保险人与损害人对被保险人的责任进行了扩大和加重,那么是否意味着保险人也应对扩大和加重的责任部分进行赔偿?!显然不是!《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三)项约定“被保险人与他人协议中约定的责任,但没有该协议时被保险人仍应承担的责任除外”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反过来保险人也不因损害人与被保险人的责任免除和限制约定而受益,驾驶员与被保险人的责任免除和限制约定只能制约缔约双方,驾驶员(损害人)与被保险人的责任免除的约定并不代表损害人对保险人保险理赔权利的放弃。最后保险条款第三条也明确表述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而并未表述为“依照法律和约定”,也正是基于保险人不因损害人与被保险人的约定而受到损害或受益的合同相对性原理制定的。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客运经营者、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分别为旅客或者危险货物投保承运人责任险”,承运人责任保险属于国家法定强制险种,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组织实施全省营运客车承运人责任保险制度的通知》、《关于贯彻实施全省营运客车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都明确承运人责任保险为国家强制保险险种,未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车辆,一律不得参与营运。承运人责任保险属于国家法定强制险种,关系到旅客及驾驶员的人身保障问题,若将该险种是否理赔建立在出租公司与出租车司机有无约定、有什么样的约定的基础上的话,那么将出现没有约定的赔,有免责约定不赔的情况。再结合目前的出租经营模式,出租公司以承包经营为利器将经营风险全部转移给出租司机,几乎所有的出租司机都与出租公司签订承包协议,并约定责任自负的情况下,出租车司机为实际承运人责任保险费的承担人,却无法在自己出现事故后得到保险保障,这显然不符合国家设定承运人责任保险的初衷。

    (八)《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条款第六条第(五)项:旅客因疾病、分娩、自残、殴斗、自杀、犯罪行为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该条中的犯罪行为是指旅客自己的犯罪行为,他人对旅客的犯罪行为不属于该条款表述的“犯罪行为”,这从本条款所列的“分娩、自残、殴斗、自杀”可以得出。如果将该条的“犯罪行为”理解成包括他人对旅客的犯罪行为,那么会出现旅客被人打成轻伤以下保险人要赔,被打成轻伤以上保险人就不赔的可笑结果。因此本案不属于该条款的免责情形,应属于保险事故,应当获得保险理赔。

    二、关于被告与出租公司签订的《赔付协议书》对本案原告有无约束力的问题。

    (一)首先指出的是,《赔偿协议书》使用了“受益人”来表述,该表述不规范。受益人为人身保险合同中的特有的概念,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而本案所涉及的保险为责任保险,责任保险为财产保险,不存在“受益人”,《赔付协议书》表述错误,《赔付协议书》中指的“受益人”应为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

        被告自己制作的《赔偿协议书》中也明确将“受益人”列为协议书当事人,但却未征得受益人的签字同意,属于无权处分,因此该协议缺乏实际获得保险金的权利人的同意而无效。

    (二)赔付协议书是出租汽车与被告抛开原告签订的赔偿协议,并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签订,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该份协议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出租车公司无权对应属于原告的保险金做出放弃和部分放弃的处分。

    (三)责任保险属于财产保险,但责任保险又区别于一般的财产保险。在一般的财产保险中,保险合同关系中只存在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双方关系;而在责任保险中形成的是被保险人、保险人、作为实际损害人的第三者的三方关系。在一般的财产保险中,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只能是被保险人;而在责任保险中法律赋予第三者享有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的权利,并且这种保险金请求权优先于被保险人。《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四)关于对《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理解。

    1、《保险法》第六十五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根据第一款规定,即使在被保险人和第三者都没有主动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情况下,保险人也可以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2、《保险法》第六十五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根据第二款规定,即使在被保险人已经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情况下,保险人也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而不是直接向被保险赔偿保险金。如果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3、《保险法》第六十五第三款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根据第三款规定,保险法强制行规定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而必须直接向第三者赔偿。否者导致第三者不能获得保险金的责任须由保险人承担。

    《保险法》第六十五第一、二、三款做出这样的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障第三者获得保险金的权益,而防止被保险人不请求、侵占、截留保险金等行为发生,因此《保险法》第六十五第一、二、三款对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支付对象规定为第三者、将请求权主体扩大至第三者,就是为了防止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怠于履行义务或者不履行等行为而损害第三者利益。举轻以明重,法律都禁止保险人直接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行为,那么被保险人更无权对第三者请求保险金的权利进行全部或者部分放弃。

    (五)《保险法》第六十五第二、三款规定:保险金应直接支付给第三者,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在本案中,被告与出租公司抛开第三者直接签订赔付协议书,将保险金直接支付给出租公司,违反了《保险法》第六十五第二、三款的规定。且被告明知给付的保险金大大小于保险金额,如果需要放弃其他部分保险金请求权,那么该决定也应由实际受领保险金的第三者。实际上,原告多次去被告处请求支付保险金,被告先是说进行象征性的人道补偿,最后说给予十万元的赔偿,但必须要求原告签字同意,原告坚决不同意的情况下,被告为规避法律直接向出租公司支付并签订赔偿协议。而这种规避行为是恶意的,该规避行为因违法法律而无效,即使有效也只能约束协议双方,而不能约束原告,否者原告请求保险金的权利将得不到保障。

    (六)我们假设:如果被告与出租公司签订的《赔付协议书》有效,且对本案原告具有约束力。那么试问:如果本案的损失只有四万元,而出租车公司与原告达成赔偿协议:出租公司应赔偿原告四十万元,那么原告能不能拿着这协议书说,该份协议对被告也有约束力,也要求被告承担四十万的保险理赔责任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还是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与出租公司的赔偿协议并不约束于保险公司。同理被告与出租公司签订的《赔付协议书》对本案原告也不具有约束力。

    (七)承运人责任保险属于国家强制性保险,是为了保障旅客和司机的人身和财产受到损害能及时圆满获得保险理赔的救济,如果承认出租车公司与保险公司通过签订损害旅客和司机的保险利益,那么国家设定承运人责任强制保险的目的和初衷都将落空,这也与设立强制保险转嫁社会和企业风险的目的阳奉阴违。

        

    三、关于邓小欧与出租公司、罗前荣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以及本案被告能否以此对抗原告的保险金请求权的问题。

    我们认为:邓小欧与出租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的无效,即使有效对本案被告无约束力,被告不能以此对抗原告的保险金请求权。理由如下:

    (一)《协议书》是在甲方出租公司、罗前荣强调自己无责,邓小欧信以为真以及甲方一再承诺积极帮助获邓小欧取保险金理赔,而邓小欧不放弃获得保险金赔偿的前提和基础之上的情况下,邓小欧与甲方出租公司、罗前荣签订的。协议书中表述的“就死亡补助事宜”、“死亡补助金”以及协议中将出租车公司全体车主和驾驶员的爱心捐款与补助一起写入协议,均能显现出该协议为爱心补助或捐款,其基本前提是甲方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而本案出租司机作为经营者应当承担严格责任,何况出租车公司存在明显管理上和设备缺失过错。因此协议签订的前提已不存在。邓小欧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应为:如果出租车公司没责任,且获得保险金的情况下,愿意按此进行补助。如果出租车公司有责任,要求获得赔偿而不是象征性的补助。

    (二)本协议的前提基础不存在,如果仍认定明显严重违反民法的公平公正原则。原告的实际损失高达八九十万,而出租车公司支付给乙方的金额却仅为三万,相差八十来万,严重失衡。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并非不受任何约束,并不是任何事任何情况下达成意思表示,都能得到法律的认可,严重违背公平公正的应受到法律的责难。

    (三)协议书由邓小欧与出租公司、罗前荣签订,合同内容均为补助内容,合同主体不涉及被告(保险人),合同权利义务也不涉及对保险金的处分,邓小欧对获得补助的同意并不能表示邓小欧同时放弃向被告请求支付保险金以及获得保险金的权利。

    (四)协议书由邓小欧与出租公司、罗前荣签订,如果产生约束效力,也只能约束邓小欧、出租公司、罗前荣,而不能约束本案的被告,本案的被告也不能以此协议来对抗原告主张保险金的权利。

    (四)最为重要的是,《协议书》是由邓小欧一人与出租公司、罗前荣签订,而本案的原告为邓小鸥王世田蒋茂芝王千驰王语婷,邓小欧的个人行为不能对其他权利人产生效力,邓小欧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何况邓小欧并未对保险金做出放弃或者部分放弃的处分。

    四、关于出租公司与罗前荣签订的代管合同以及王明与罗前荣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对本案被告有无约束力以及被告能否以此来对抗原告主张保险金权利的问题。

    (一)出租公司与罗前荣签订的代管合同并不约束第三者王明,代管合同的约定的权利义务主体为出租公司、罗前荣,而和王明无关,更与本案被告保险公司无关,因此也与本案无关。

    (二)承包经营合同的签订主体为王明和罗前荣,不调整王明与出租车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与本案被告没有任何关联。

    (三)对于承包经营合同中“聘用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及伤亡病残等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自负”的约定,首先该约定使得甲方庄稼了经营风险却只享受收益,而该经营风险属于出租车公司法定经营风险,该约定无效。退一步讲,即使有效,也是针对乙方聘用人员的情况,而本案中乙方并未聘用人员。

    (四)保险人不因被保险人与损害人之间的责任免除约定而受益,即保险人不得以被保险人与损害人之间存在责任免除约定而免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在此之前已经充分阐释,在此不再累述。

    (五)即使乙方同意所有的伤亡病残等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自负的约定有效,那么也不能表示乙方自愿放弃基于保险合同获得保险金赔偿的权利。合同中所有的条款均针对于甲方和乙方经营期间的权利义务,乙方并未作出对保险金放弃或者部分放弃的处分。

    (六)《承包经营合同书》第二十条约定:“承包期内乙方驾驶员如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经济损失保险公司理赔以外的超出部分由乙方负担。”从该条约定可以清晰看出,乙方并不放弃保险金,而是乙方有权获得保险金。

    五、本案被告应承担原告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支付的律师费。

    (一)《保险合同》中保险条款第四条: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它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含律师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补充协议》第一条第(七)项:发生保险事故后,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用)以及其他费用,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上述条款说明法律费用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应由保险人承担的费用。

    (二)《保险合同》中保险条款第八条第二款:“保险人就每一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明细表列明的对应的每座责任限额;……每次事故,保险人就本保险合同第四条所列费用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单明细表列明的对应的每车累计责任限额的5%。”(注意:区别每座责任限额和每车累计责任限额)因此本案2万元的律师费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正常合理范围。

    (三)《保险合同》中保险条款第二十三条: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对于每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在每车累计责任限额内计算赔偿,其中对每人伤亡的赔偿金额不得超过每座责任限额;

       ……

    《保险合同》第二十四条:对每次事故法律费用的赔偿金额,保险人在第二十三条计算的赔偿金以外按本合同的约定另行计算。

       上述保险条款说明:法律费用应在40万的每座责任限额之外进行赔偿。

    六、关于保险责任限额以及是否分项的问题。

    本案保险责任限额应为40万,且不分项。理由如下:

    (一)《补充协议》第一条第(十三)项约定:“保险责任限额为40万,包括死亡、伤残、医疗等费用。每车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核定座位数乘以40万乘100%。保险费为220元/座/年。保险费于每月10日前汇款缴纳均视为有效。”

    协议中明确约定保险责任限额为40万,并未标明需要分项。

    (二)保险单记载:每人责任限额40万,未分项记载医疗责任及死亡伤残责任限额。如果分项的,保险单应像交强险保险单那样对医疗费赔偿限额、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财产赔偿限额进行分项赔偿,而本案保单却没有进行分项记载。

    (三)保险单特别约定记载:每车每次事故最高赔偿限额为:核定座位数*40万元*100%,保费每座为220元/年。保险单特别约定也未记载需要分项。

    (四)《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条款第八条约定:“责任限额包括每座责任限额、每车累计责任限额,其中每座责任限额包括每人伤亡责任限额、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由投保人自行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也就是说如果要分项,需要在保险合同中载明,而本案保险合同都未记载。

    (五)《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明细表第四条赔偿限额:

         1、每座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万元;

            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           万元;

                  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万元。

    均为空白,为分项记载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六)《保险合同》中的承运人旅客责任保险投保车辆清单中的“每座责任限额”、“是否分项”一栏均为空白,也并未载明是要分项。

    (七)《保险合同》中的承运人旅客责任保险费率表对应每座每次事故责任限额40万的保费为130元/座/年,费率表下标注:如每座责任保险限额不设分项限额,则保费增加15%。在本案中保险费为220元/座/年,大大高于130元/座/年的保费,这也可印证本案保险不分项的事实。

    (八)《保险法》第十七条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免责条款负有明确说明义务,而明确义务的履行建立在明确记载的前提上,本案中保险合同连记载都没有,更谈不上是否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因此本案的保险责任限额应为40万,且不应分项。

    (九)《保险法》第三十条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退一步来讲,即使保险条款发生争议,也应根据《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本案的保险责任限额应为40万,且不应分项。

    以上意见,供庭参考

                                           浙江圣港律师事务所

                                         林建平 律师

                                    二0一0年十二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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