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位置: 有法网  >>  婚姻财产  >> 详细内容
    《婚姻法》颁布以来 国人60年婚姻心态

    发布时间: 2010-11-12 8:33:09 被阅览数: 2641 次 来源: 有法网

     

    《牵手》对爱情的诠释透露出人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

        《蜗居》中的两姐妹,代表了新时期不同的婚姻爱情观 

      11月8日,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举行婚姻法颁布60周年纪念会。有消息称,“小三”或将被追究侵犯配偶权。然而第二天,参会专家就向闻讯而至的记者表示,该提法并未在会上被讨论,更不存在所谓的立法。 

      消息虽是误传,却重新勾起了人们对婚姻及婚姻法的反思。新中国《婚姻法》颁布60年来,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对待爱情、婚姻、性的态度也随之发生着微妙的改变……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向是婚姻的基本原则。《诗经·齐风·南山》里有一句话:“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稍有违规越矩的思想,即被批为大逆不道。包办婚姻的最大弊端在于不能尊重婚姻双方的个人情感。 

      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全国包办婚姻约占婚姻总数的90%以上。 

      1950年:自主PK包办 

      心态描述:解放年代让妇女们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心声:“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然而关于婚姻法的起草被放在了重要位置。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公布实施,毛泽东讲了一段非常经典的话:“婚姻法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的切身利益,其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之一。”这部婚姻法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明确废除了包办婚姻。 

      “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一段出自评剧电影《刘巧儿》的唱腔瞬间风靡全国。在当时,“自己找婆家”堪称是石破天惊之语。和《刘巧儿》一起,众多的戏剧、歌舞、电影将颂扬男女平等、恋爱婚姻自由作为主要创作题材,将《婚姻法》宣传到千家万户。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妨碍小芹与小二黑自由婚姻的二诸葛和三仙姑,被塑造成落后、守旧、自私、迷信的典型,其夸张作派引起人们的会心一笑,结果还是小芹与小二黑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愿以偿。 

      在婚姻自由思想的主导下,1953年,新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离婚高潮,主要是清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夫多妻、童养媳、小女婿等封建婚姻关系。到1957年,全国的包办婚姻只占到婚姻总数的10%,而属于自由或半自由的婚姻则占到了90%以上。 

      1960年:政治PK爱情 

      心态描述:政治年代催生了大量的政治婚姻,带给婚姻的更多的是无奈…… 

      从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间,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社会动荡,1950年《婚姻法》建立起来的婚姻家庭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那时的婚姻家庭关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一方面,婚姻往往由组织做主,个人的情感成为其次,于是,就有了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所反映的“组织婚姻”;另一方面,个人的政治身份又成了决定生活的一切,农村的地富子女很难找到对象,有海外关系的一般限制结婚,成为“右派”的要坚决与之“划清界限”。比如电影《天云山传奇》中,宋薇大学毕业后到天云山考察队,与政委罗群相爱。不仅,反右运动开始,罗群成为了反党分子。在政治的高压下,宋薇选择了离开,嫁给了爱慕自己的先进分子——特区党委领导吴遥。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宋薇的离开,是自私,也是无奈。 

      1980年:爱情PK婚姻 

      心态描述:反思年代冲击婚姻。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否是不道德的? 

      随着1976年“文革”的结束,我国开始迎接民主法制建设的春天,开始重新审视已被“遗忘”多年的婚姻法。30年过去,1950年《婚姻法》的有些条文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关系的新情况,在婚姻家庭领域内,面临着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例如,结婚年龄规定得偏低(男20岁,女18岁),允许五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的条件过宽等。 

      1980年9月1日,由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当天公布:自1981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新的《婚姻法》。这是我国第二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将“实行计划生育”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并将结婚年龄改为“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规定“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禁止结婚”,从而彻底废除了表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 

      “东方风来满眼春”。上世纪80年代后,渐渐走入正轨的中国经济开放,社会稳定,人们思想上的坚冰也在悄然化冻,婚姻、爱情、性这些禁锢多年的话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否是不道德的婚姻?是否还需要维持?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到底重不重要?……1987年,电影《谁是第三者》的上映将这些反思引入高潮。按照传统的看法,女主人公桑雨晨无疑是“第三者”,是她的插足破坏了一对二十多年的夫妻华超与张恩寿的家庭关系,她被社会和法律推上了“第三者”的审判台。但是她是“第三者”吗?桑雨晨自己决不如此认为。那么,“感情多余的人就是第三者”吗?按照这种想法,张恩寿才是华超与桑雨晨爱情之路上的“第三者”……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却又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进入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而来,裹挟着所有人随之沉浮,浮躁的情绪渐渐蔓延,理想主义的色彩颓然剥落。随着谌容的小说《懒得离婚》的流传,“懒得离婚”成为一句形容婚姻中百般逼仄无聊无趣令人窒息却又无可奈何乃至无望的流行语。在《懒得离婚》中,男主角刘述怀说:“其实,哪家不是凑合着过?千万个家庭都像瞎子过河——自个儿摸着,慢慢过呗!” 

      2000年:理想PK现实 

      心态描述:激情年代让人们在婚姻保卫战中重申忠诚的力量。白领们在理想和现实碰撞中寻求爱的和谐、甜蜜。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家庭财产迅速增加,而1980年《婚姻法》中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对个人权利、经济利益的基本保障,修订势在必行。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修订后的婚姻法,即2001年《婚姻法》。 

      2001年《婚姻法》的立法过程,被称为“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人国家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婚姻家庭观念和性观念的一次大普查”,在当时,“包二奶”、家庭暴力等问题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后来,2001年《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并且对于婚姻中的弱势或无过错方、家庭暴力的受害方,设计了更多保障性规定。 

      新《婚姻法》的法律条文公布并实施了,但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电视剧《牵手》里,钟锐对夏小雪说:“你吸引我的是你的热情,自信和清高,而现在你全变了。我们的婚姻已经死了。”一个不一样的“第三者”王纯,让人们对婚姻有了自省的态度。 

      还有电视剧《双面胶》、《新结婚时代》、《手机》……正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原因”,从擅长表现家长里短繁琐生活的电视连续剧里,人们可以看到种种鲜活典型的婚姻状态,如在身边。 

      去年以来,电视剧《蜗居》的热播重新引起人们对于“第三者”的关注。剧中的海藻,不愿意像姐姐海萍一样为买房而奋斗,却甘愿当“小三”,得到了比海萍更多的物质享受和来自市长秘书宋思明——一个中年有家男人的“爱”。在房价高企的今天,海藻的选择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赞同,她的“小三”语录迅速在网上流传,比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让自己在日子中承受痛苦,还是为了享受欢乐”,也因此引发了一场新的关于道德与婚姻爱情的争论。日前关于“小三”或将被追究侵犯配偶权的失实消息引发热议,透露出人们对“小三”破坏婚姻家庭的不道德行为的愤慨与谴责。 

      婚姻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与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千家万户的生存质量有关,还是一个时代变迁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60年来,《婚姻法》为保障婚姻,让家庭在健康、有序、法制的轨道上运行作出了卓绝的努力。然而,正如尼采所说,“没有任何制度有可能建立在爱之上”,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婚姻的前提是责任、忠诚和信任,要得到美满的婚姻,还是先精心地维护爱情吧。

    阎连科:道德标准的混乱更值得关注

        《婚姻保卫战》的热播引起热议 

      记者:您在作品中对婚姻、家庭、爱情有相当多的描写,您在设计情节的时候,是否考虑过法律因素? 

      阎连科:文学作品和法律是两回事。往往一些违背法律的爱情可能会更深刻地反映人性,我们不能从文学角度去谈法律问题。但是,文学对人性的批评和赞美,其目的和法律对人性偏差的纠正都是一致的。 

      记者:人们普遍感到,近几年来,离婚率是越来越高了。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阎连科:离婚率高一定不是好事,但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说明着社会的变化和人们对婚姻与爱情的不同理解。 

      如何保护一个家庭中的受害者的权益是需要法律支持的。从道德上讲,是否一定要把没有爱情的家庭“捆”在一起?这也是法律要考虑的。我们讲和谐,并不是一个家庭保持表面的平衡就是和谐,而是如何从一个家庭的“内心”中找到平衡。 

      记者:在现在的文学作品及影视剧中,对“第三者”的描写越来越多了,还出现了对“第三者”表示宽容和理解的声音。 

      阎连科:我们这个社会当然不能支持“第三者”。但是我们的很多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夸大了“第三者”的存在。对于“第三者”,我想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地去说,不能笼统地说所有的“第三者”都应该受到批评和责备,甚至法律的追究。我们今天最应该提高的是我们的道德准则,当我们的道德准则提高了、明确了,有的问题的是非就可能会更清楚、更容易解决。今天给“第三者”进行道德评判,简单地说是对还是错,显然也是一种“文革作风”。我认为,今天的道德标准的混乱,是更值得关注和讨论的。 

      李银河:“二奶”是文化滞后的表现 

      记者:中国目前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就在同时,一些封建思想又在各地泛起,如一夫多妻,“包二奶”等,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银河:在过去,中国一直都是一夫多妻,有这个传统。这就是习俗的力量,在社会学上有个理论叫做“文化滞后”,就是指物质文化快速发展,而非物质文化却滞留原地,甚至有所恶化,其结果往往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冲突,产生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进步了,却也不能摆脱深厚的文化习俗的影响。 

      记者:现在,“生活作风”问题似乎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是否说明社会对性已经非常宽容? 

      李银河:婚姻道德就是忠诚。过去对作风问题都给行政处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处分也少见了。对婚外性关系我们只能给予道德的谴责。 

      记者:您认为配偶权的提法是否合适? 

      李银河:目前通奸罪在各国都已逐步退出刑法领域。有的东西是违反道德的,但是不能入罪。我们只能对这种行为进行舆论谴责、道德约束,但是不可能倒退立个通奸法。 

      记者:您认为《婚姻法》目前最迫切需要修订的是什么方面? 

      李银河:2001年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但这一条在实践中不好操作。 

      在国外,有的国家规定离婚时收入高的一方要补贴收入低的一方,无论是否有过错。还有的国家规定离婚时收入高的一方要保障收入低的一方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这样硬性的规定对于妇女的保护和帮助将更切实可行。 

      王可威:保护“无过错方”的规定过于宽泛 

      记者:在您所办理的婚姻诉讼中,“第三者插足”情况所占的比率是个什么样的趋势? 

      律师:我近两三年所接触的离婚类诉讼案件每年有个10件到15件左右,“第三者”插足的情况大概占到20%至30%之间。 

      记者:人们普遍认为此类诉讼维权难,您认为难在什么地方? 

      律师:第一难点就是准备问题,起诉离婚的一方,大多是有“第三者”插足的一方,他们在起诉时已经作了充足的准备,受害者以女方为主,一般都不大了解情况,或者完全没有准备。其次是取证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许多法律的层面,取证很有可能侵犯到别人的隐私权,从证据效力上来讲,也不能被法院采信。另外,从法律的支持上来讲,现在只有《婚姻法》和最高法出的“司法解释一”和“司法解释二”规定了第三者插足的情况,但是规定得非常宽泛和模糊,没有一个真正具体的标准。 

      记者:那么受害人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律师:受害者一方如果不马上选择离婚的话,可能更有利于保护自己的权益。受害者若表示不同意离婚,法院在第一次诉讼中一般不会判予以离婚,会驳回起诉的,受害者会有更充分的时间,挽回一下这个婚姻,或者利用这个时间去收集证据都是可以的。

     


标题:
电话: * 只对本站律师显示

问题:
你所提交的问题以及律师回复显示在法律咨询栏内。
林建平律师法律咨询热线:15888811185

站内搜索
访问统计